演出市场乱花迷眼好音乐才是王道
九洲文化的田总最初以为,经历了一年的场馆封闭,今年全部开放后会迎来一个看演唱会的高潮,但情况并非如此。“我们业内都说北京人现在是不是都不习惯看演唱会了?直到现在才又回来点人气,每个周末都有场地、有演唱会可以选择。”
那么真的是因为唱片不景气所以大家都花心思在演唱会吗?好像有点,现在唱片成了歌手宣传自己的一个平台,发了唱片就找媒体发布一下,想听的人就会去下载,然后歌手认真去做的只有演唱会。但记者戴方倒不认为唱片业的不景气与演出市场的热闹有必然联系。他觉得好歌手少,只会导致演唱会的亮点少罢了。“印象中比较仓促开演唱会的只有信,其他人如齐秦、蔡依林等都是有很多代表作才开个唱的。按说规律是唱片不好就开演唱会挣钱,但在北京,目前还没有到这个地步。”
而曹方更是认为“音乐就是音乐,无论哪种形式”。很多人觉得唱片不挣钱,出专辑的歌手锐减,或者要歌手自己去找投资,所以现在乐坛就有点将错就错,随波逐流,有责任心的人越来越少,更多人想通过演唱会牟利,最后只能是恶性循环。“我做唱片和演唱会都是独立运作,只想证明好的唱片肯定能挣钱。听众不是傻子,他们只是不接受粗糙的东西。”
盈利新模式 谁在探索
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演出公司的先生说,做演唱会赚的不算多,但还是比别的项目赚钱快,因为它的报批、招商可以和歌手排练同步。但一场话剧,要排练至少一个月,然后首轮演出需要靠口碑传播,只有到了第二轮甚至第三轮才能赚钱。
但现在出现了很多新的演唱会盈利模式,比如影音艺典演出公司的“艺乐通”,让看演唱会也变成了会员制。最开始他们宣传“1000元看四场演出”,但后来淡化了这个概念——如果有人不喜欢其中的三场,只喜欢一个歌手怎么办?所以现在是买够一定钱数的门票就赠送下一场的门票,比如买齐秦的赠送蔡依林的。这其实很难,虽然在欧美也有这种形式,但他们只推行会员卡,而像影音艺典这样的演出公司还要负责找歌手,承担内容压力(目前第四场谁来唱还没有定),虽然他们的初衷是“每年都要做四场,而且是最好的四场”。
还有去年的韩红(听歌)演唱会,最后盈利的数额是去年国内演唱会的最高票房。此项目的票务总监透露,就是因为推行了一种新的促销方式:买一张票,加280元再送一张同等价位的票。这样平均价格大大降低。虽然这在其他商品中是一种比较成熟的促销方式,但在演出市场还很少见。当然,这样就需要把票面价格稍稍提高一点,但还是令个体购票和买票送人的人觉得很划算。还有刘欢(听歌)、廖昌永和莫华伦(
blog)的“三高演唱会”,不仅有京城雅居的赞助,观众更可以会后拿着门票去买房就能便宜5000元,据说楼盘因此卖出了很多,而且速度很快。其实不论这种促销方式的商业价值如何,主要是宣传功效很强。这也是演出与传媒绑定的好处。优势自然首先是宣传上的,其次是媒体平时与各行各业接触,有很多资源,可以与一些熟悉的长期客户进行演唱会的广告或实物置换等,好于自己去找赞助的民营演出公司。
九洲文化的田总认为,艺乐通也好,充值买门票的赞助商也好,任何一家娱乐产业之外的企业来推动演出市场的发展都是好事。“外界看演出市场好像很热闹,实际很脆弱,我们需要资金的进入,一起来繁荣演出市场。”
北京与上海的另一个差距体现在演唱会的细节上,比如去工体馆看演出,从东四十条就开始堵车,而且场馆里面很大,迟到了要猛跑。但上海大舞台、虹口体育场等,周边是饭店、商场、游戏厅,可以提前去休闲,然后拐个弯就能进演出现场。记者贾维认为,北京的场馆可能在演唱会上赚不到多少钱,甚至还要为此加班,所以没有开发周边产业的动力。
有地域特色的高票价 实属无奈
九洲文化的田总提起演唱会门票高很无奈,他说香港演出的最高票价也就480元,相当于他们中等收入的十分之一,甚至是十几分之一。而北京现在一场演唱会的最高票价可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一半。成本中很难控制的就是那些公关票,包括公安、消防和文化部门赠票、媒体赠票、关系单位赠票等。1万人的体育馆,被主管部门和场馆直接扣除3000多张票,演出公司再拿出将近1000张公关票,最后可售票只有6000张了。而在香港,体育馆与演出商采取分账制,所以大家都努力降低成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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